“当前对没有出现重大事故的挂证行为，惩治往往是吊销证书，勒令企业整改。”张晓梅认为，违法成本太低，应通过健全相关法规加大对挂证行为的追惩力度并建立黑名单制度，情节严重的个人在日后考证时可增加限制条款，企业也应在资质评定、承接项目等方面受到制裁。

“我模模糊糊地感觉到有人来救我，他们刚把我抱出车门时，我还闻到了烧焦的味道。”涂吉勇回忆道，当他被救出后，刘昌洪问他家人的联系方式时，仍有些懵的他甚至连妻子等人的电话都记不起来。“当时我完全是懵的，啥都不知道。”尽管中国经济规模直到2010年方才超越日本，但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中两国不同的担当，已经决定了这一结局。这肯定是个很好的现象，说明从国家到企业，都开始下决心来突破了，大的方向没错。但要注意的一点是，各界的力量显得有点分散，根据经验，芯片产业需要资金集中，如果分散开发，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大家都不够强。所以，我认为应该更好地整合和统筹资源，不要遍地开花，分散力量。

有些毒品犯罪案件，侦查人员介入侦查的时间较晚，毒品已经流入市场，从而无法从犯罪嫌疑人处起获毒品;毒品市场的隐蔽性、涉毒人员的犯罪可能性决定了侦查人员难以调取相关运毒、藏毒、购毒人员的证言。所以，在司法实践中，有些毒品犯罪案件中只有被告人、同案人的供述能证实被告人实施了相关毒品犯罪行为，而缺乏其他毒品、毒赃等客观证据。对此，《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(2008年)》规定，有些毒品犯罪案件，往往由于毒品、毒资等证据已不存在，导致审查证据和认定事实困难。在处理这类案件时，只有被告人的口供与其他同案人的供述吻合，并且完全排除诱供、逼供、串供等情形，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人的供述才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。仅有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人的供述作为定案证据的，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要特别慎重。据此，毒品犯罪案件中，主要依靠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人的供述定案的，被告人、同案人之间的供述必须能够吻合，且均能完全排除诱供、逼供、串供等违法取证情形的存在。但在司法实践中，对被告人、同案人的供述，难以完全排除存在诱供、逼供、串供等违法取证情形，也难以完全保证被告人、同案人供述内容的客观真实性。所以，对全案缺乏其他证据，主要依靠被告人、同案人供述定案的，即使数个被告人、同案人的有罪供述能相互印证，在量刑时也要留有余地，适用死刑要特别慎重，一般情况下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，这是由死刑的不可逆转性与被告人、同案人供述的可能虚假性所决定的。据报道，1日上午，岛内“对策研讨会”、“守护台湾联盟”等民间团体，为抗议新版身份证可能出现的没有“国旗”“国号”、性别和配偶栏等争议，赴“内政部”前抗议，并演出“蔡英文的新身份证”反讽行动剧表达诉求，警告蔡英文当局不要为了私人或党的意识形态，让民众陷于混乱与恐慌之中，浪费大量金钱，让经济更恶化。